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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魚山曹植墓，位于山東省東阿城南黃河北岸，1951年發(fā)掘，出土文物曾收藏于北京中國歷史博物館，1984年移藏東阿縣文管所。曹植墓因其重要的歷史價值，先后被公布為山東省級重點文物保護單位和第四批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魚山曾經(jīng)有一個學(xué)名“吾山”。西漢武帝元光三年(公元前132年)，黃河在頓丘瓠子(今河南濮陽)兩次決口，沖擊了今天的菏澤、聊城兩地，并順著瓠子河影響到了吾山南北。23年后的元封二年(公元前109年)，漢武帝親自蒞臨黃河決口的地方，“沉白馬玉璧，令群臣從官自將軍以下皆負薪填決河，”堵塞決口，并作歌一首，歌詞中提到了吾山。吾山成為魚山，是方言的問題。“吾”在古代發(fā)音同“魚”，故三國時吳國人韋昭在解釋《國語·晉語》中的“吾”字時說“吾讀如魚”，吾魚同音。吾山就是魚山。

魚山西南坡下的曹植墓室呈前堂后室型，前堂方正，后室豎長，是典型的漢代墓葬形制。按照當時的習(xí)俗，前堂部分主要放置隨葬品，象征著墓主人在地下世界里會客和飲食起居，后室長方形，放置棺木，象征墓主人的寢室，是其安居休息的地方。棺木放置在棺床上，棺床由木炭、朱砂和云母鋪底。隨葬品擺置在棺木左右兩側(cè)，左側(cè)是陶井、陶車和陶雞、鴨、鵝、狗等家畜家禽俑；右側(cè)則是灶具和餐具，如陶灶、陶案、陶壺、陶罐、陶盆、陶耳杯等，另外還有瑪瑙墜珠、玉璜、石圭、石璧和銅鋪首。從隨葬物品可以看出，曹植墓還是比較簡樸的，這不僅僅反映了曹植生前生活的拮據(jù)，也可能與曹魏時期薄葬風俗有關(guān)。

確認該墓葬為曹植墓的依據(jù)有二：一是文獻記載，二是考古資料?！度龂?middot;曹植傳》載：曹植被封到東阿王的時候，曾經(jīng)“登魚山，臨東阿，喟然有終焉之心，遂營為墓。”這一年，曹植才37歲。4年后，一代才子曹植終于病逝于東阿。1977年3月，在曹植墓中發(fā)現(xiàn)一塊陰刻銘文磚，內(nèi)容為：“太和七年三月一日壬戍朔，十五日丙午，兗州刺史候昶遣士朱周等二百人作畢陳王陵，各賜休二百日。別督中王納主者、司徒從椽位張順。”這里的太和七年，應(yīng)是青龍元年（公元233 年），所以記太和年號，可能是刻這塊磚的人不知道皇帝已經(jīng)改了元。曹植是太和六年十一月去世的，墓葬在4個月后完成，負責此項工程的200人同時得到了休假200天的獎勵。這塊墓磚的發(fā)現(xiàn)，為曹植墓的屬性提供了確鑿的證據(jù)。第二條考古證據(jù)是《曹植墓碑》。該碑原立于曹植墓前，后被淹沒到大清河（今黃河）中，到清代撈出，并于光緒二十五年建造碑樓保護。從碑文內(nèi)容可以了解，該碑是曹植十一世孫曹永洛所立。曹永洛在北齊皇建二年（公元562年），奏請皇帝批準，在曹植墓前復(fù)建祠廟，祭祀曹植。到隋開皇十三年（公元593年），又刻一碑，紀念曹植。碑文在歷數(shù)曹植的人品、學(xué)問、才氣和功績的同時，也發(fā)了一番牢騷，稱曹植“以讒言數(shù)構(gòu)，奸臣內(nèi)興，十一年里頻頻徙都，汲汲無歡，遂發(fā)憤而薨，時年四十有一。”另外，碑文也明確指出，曹植死后，“即營墓魚山，傍羊茂臺，平生游陟有終焉陟之所。”

《曹植墓碑》由灰白巖石雕鑿，高257厘米，寬103厘米，碑文22行，共931字。其字體以楷書為主，夾雜有篆書和隸書，整體風格呈現(xiàn)出一種由魏碑向楷書轉(zhuǎn)化過渡的特征。這種亦楷亦隸亦篆的書體，被后人稱之為“破體”，在中國書法史中鶴立雞群，標新立異。

曹植是一個大才子，其才華在少年時期就已經(jīng)廣為人知。《曹植傳》稱其“年十歲，誦讀《詩》、《論》及辭賦數(shù)十萬言，善屬文。太祖嘗視其文，謂植曰：‘汝倩人邪？’植跪曰：‘言出為論，下筆成章，顧當面試，奈何倩人？’時銅雀臺新成，太祖悉將諸子登臺，使各為賦。植援筆立成，可觀。太祖甚異之。”曹植31歲時寫就的《洛神賦》，以區(qū)區(qū)900字，把一位詩人和洛水女神的愛恨怨愁渲染的如夢如幻，淋漓盡致，千秋傳誦，余音繞梁。

如此一個才子，何以在剛過不惑之年，就郁郁病逝？歷代文人無不為之扼腕嘆息，并把曹植之死歸咎為其兄曹丕，歸咎為曹丕的嫉才妒能上。其實，客觀評價曹植英年早逝的原因，其自身因素是決定性的。曹植有文才，但當時的時代迫切需要的是干才，是能夠繼承曹操統(tǒng)一大業(yè)、穩(wěn)定社會政治、經(jīng)濟的管理人才，國家的頂梁柱。而在曹植兄弟之中，具備這樣才華的非曹丕莫屬。曹植即使有繼承王位的思想，也根本競爭不過長兄曹丕。首先，長子繼承制已經(jīng)深入人心，廢長立幼不合規(guī)矩，曹操舊臣不會答應(yīng)，老百姓也未必支持。其次，曹丕長期跟隨曹操征戰(zhàn)，學(xué)會了很多用人管理的知識，其政治才能遠非曹植所能夠企及的。曹植要想從政，必須遵守規(guī)矩，接受社會的約束，但他在這方面恰恰弱智。

然而，曹植的悲哀還不在其政治上的低能，而是他自始至終都沒有認識到自己的優(yōu)勢和缺陷，找不到自己在社會上應(yīng)有的位置，反而動不動干政議政，給皇上打報告，指東劃西，甚至還“常自憤怨，抱利器而無所施，”把自己當成一個人物，去憂國憂民，替天子出主意，不在其位偏謀其政。另外一個不可原諒的毛病就是糾集一伙文人，借用文學(xué)的形式，評點時政，指桑罵槐。這樣以來，怎么能不觸犯朝廷大忌，惹得曹丕不滿，不得不采取果斷措施，斬除其身邊的黨羽，調(diào)離其政治中心首都。曹植之死，其實是自己看高了自己，自己耽誤了自己。

也許，曹植生前已經(jīng)能夠認識到，自己一遷再遷，越遷離自己的首都越遠，根本不可能實現(xiàn)自己的政治抱負了。但是，他希望回歸首都，再進朝廷的理想?yún)s始終沒有破滅。所以，在他決定依魚山為墓的時候，就把自己的墓向設(shè)計為座東朝西，而不是一般人那樣座北朝南。他把墓葬面向西方，就是要面向自己的故國、故鄉(xiāng)，面向自己青少年時代生活過的鄴城、許昌和洛陽，面向魂牽夢繞的洛神之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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